天师张鲁

李飞

一、称雄巴汉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
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
《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以荊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笺》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书中內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

《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沒有下文，但不代表沒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
因为在巴郡境內，“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
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別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
《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沒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
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陈华昌先生在《曹操与道教及仙游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参考了《三国志集解》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载的张衡卒年后，提出一个可能性：“不管她怎么驻颜有术，年纪也不应超过四十岁吧……其时的张鲁，最多不过二十多一些。如果张衡死于光和二年可信的话，其时张鲁只有十来岁……实际执掌教务的是张鲁母亲。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张修亦起兵响应。他的行动，自然是得到教主的同意，实际上是得到张鲁母亲的同意。”可聊备一说。

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
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
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脫州中权豪的控制”；
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
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对张鲁来说，被招安后虽然行动有所掣肘，但名义上是朝廷命官的府属，只要不与刘焉反脸，停战让其教区维持下去，也无不可，故双方一拍即合。张鲁母及弟则留下，权充人质。
汉中太守苏固有门下掾陈调，其人“素游侠、学兵法”，但苏固就是不用他的守悍御寇之术。当张鲁与张修攻至，逾墙走投赵嵩，求隐避处不果，苏固被杀。陈调率宾客百余人反攻张修，慷慨就义。张鲁遂占汉中。关于出兵时间，陈寿和范晔皆沒明确年份，常璩在《刘二牧志》放在初平二年之前、《汉中志》则记初平中，也就是初平元年左右发兵。
张鲁在初平二年左右占领汉中后，不知道甚么原因就杀了张修，“因其民行修业，遂增饰之”，鱼豢或许点明原因，就是教主眼见张修势力渐长，有威胁他地位的危险，故只能尽早除掉。关于张修死年，《典略》记在“及鲁在汉中”之前，因此卿希泰认为是误记，或逃亡之意。《资治通鉴》放在建安五年是错误的，因为这事发生在刘焉死（兴平元年）前。
从刘焉联合马腾谋袭长安时，还能使校尉孙肇将兵参战，可知汉中在刘焉生前仍是通行无阻，这情况直至刘璋继立后才彻底改变。
刘璋被赵韪等拥立不是他的英明，而是他的所谓温仁，实际上懦弱少断才最贴切。张鲁此时不摆脫刘益州，更待何时？这就是“稍骄恣，不承顺”，且得杜濩等三巴夷王响应。刘璋遂杀人质，双方从此成为仇敌。刘璋遣与他有旧的和德中郎将庞羲、李思进讨，但反数为所破。面对巴人日叛的情况下，兴平二年，刘璋只好让庞羲为巴郡（注4）太守，屯阆中御敌。他为加强防御力，故“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刘璋另遣杨怀、高沛守关头（大多认为是白水关）御张鲁。
朝廷面对无法消灭的现实下，让其为镇民中郎将（常璩则记镇夷）、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后又有民献上出土的玉印，群下欲尊张鲁为汉宁王时，功曹阎圃劝谏：“汉川之民，戶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确实，张鲁暂时守有余，但无力争天下，且早已有米贼之称，无必要做出头鸟称王，好留一条后路予己，故张鲁同意。
因此，汉中有甘露降时，李休（李胜之父）见张鲁拥兵数万，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气久衰，黄家当兴（东汉为火德，五德终始之说下将被土德所代），欲让张鲁举号，但不为所听。

关于西城、上庸、房陵，本汉中三县，《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当地汉蛮错居，崇山环抱、四塞险固，可经沔水、堵水、筑水到达襄阳，秦汉时为罪犯流放之地。益、荆交界的房陵离蒯族所在的中庐最近，蒋琬曾想以船载兵顺流攻魏兴（西城）、上庸，众议还路甚难非长远之策，这才作罢。
申耽、申仪兄弟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往来，是割地自保的豪强。张鲁降后曹操析郡，另加其为将军、上庸都尉，这是控制力不足下的怀柔措施。
三县实际上已如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所说：“已与益州主要部份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荊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曹操得汉中后，确实没有文献记录显示分置房陵郡；
查《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条，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大姓蒯氏；再鉴于刘表不但以蒯越为章陵太守，还趁交州刺史、苍梧太守身故而自己私署，染指五岭外的交州。刘表有可能无视无主之地、在襄阳西北的险要（北面为武当山）、有战略价值（不攻永安也能到达益州）的房陵吗？对刘表来说近乎垂手可得的，所以让蒯祺任房陵太守，后蒯祺随蒯氏一同降曹，仍为曹操所留任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注1．李贤原文仅为“刘艾纪”，但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汉灵、献二帝纪》才是全名，共六卷。
2．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传……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师，后生邪浊复立米民。世人厌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涂炭斋者，事起张鲁。氏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辗泥中，黄卤泥面，擿头悬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弘明集》卷八引《辨惑论》
僚人分布于四川、陕南，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附带一提，“刘璋教曰：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鲁闻之愤耻。”这句也是出自释玄光，不明白张澍为甚么把此书收进《诸葛亮集》，还声称出自《艺文类聚》？
3．《三国志．刘焉传》、《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记马相是凉州人，但《后汉书．刘焉传》、《资治通鉴》则书益州贼。陈寿、常璩皆是蜀人，成书时间也比范晔早，故採纳凉州说。
4．建安六年，也就是赵韪举兵反刘璋后，安汉（郡治）、阆中等数县的巴郡才改名作巴西郡，因此庞羲任的郡应如常璩所记为是。范晔那句“因袭取之”疑有误，因为陈寿、常璩皆沒提及攻下巴郡。
巴地在兴平二年（任乃强先生解释：“初平六年是因为盖蜀乱道闭，颂朔不至，蜀人犹奉初平年号。六年，即兴平二年也”）、建安六年等的分郡情况及原因，可详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及李晓杰先生的《东汉政区地理》第九章。
《汉中志》记刘璋杀张鲁母于建安五年，后才兴兵，但《刘二牧志》记双方交战于赵韪反（建安五年）前。既然《巴志》记庞羲任太守乃初平六年，故从《刘二牧志》的时间与次序。

李飞

二、治下乐土
“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陈寿这段总结了张鲁政权与东汉不同的分级、管治模式，鱼豢又补充了法规：“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其在汉中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中国史上也是少有的异类，故较受史家所关注。不但是早期道教史无法迴避的人物，像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就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初期道教共同体：“信徒们为了那些异乡人而割让出自己生活资产，而接受施舍的路人又遵守为其他路人限制欲望的规矩。如此相互的自我抑制行为，就构成了这一教团的共同协作性。这是一种进一步超越血缘关系的，以伦理意识为媒介的协作关系。”
“行宽惠，百姓亲附”（见《水经注．沔水上》），由此可见在张鲁治下，汉中还算不错。常璩称：“其市肆贾平亦然……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第二章第三节怀疑义舍的经济来源：“大概是托名‘供道’的租米制度，即由道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米肉诸物。这种租米制度，可从六朝时期的道书窥得一斑，至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见《魏书．释老志》）之后废止。”
汉中上计吏程包曾对刘宏分析板楯蛮叛乱之因：“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见《后汉书．南蛮传》）张鲁治下沒这么多赋役，得外族之心其实也不全是宗教麻痺，也有回应民生诉求。
刘宋陆修静在《陆先生道门科略》（收录进《正统道藏》太平部）记录了张鲁的戶籍制度、教众守戒律：“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着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陆修静乃相隔两百年的修道者，故这段也有参考价值。

汉中盆地位于巴山与秦岭之间，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稻麦皆宜，沔水、褒水、涔水等皆可引水灌溉，还有西汉初经营的山河堰这水利项目，早已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汉书．地理志上》记汉中沔阳有铁官，产铁区自能补充兵器的消耗。《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则记录襃、斜林木竹箭之饶，能提供冶矿燃料和弓箭原材料。
栈道就是在旁山的悬崖壁上凿孔，插入木梁，一端入岩石，另一端立柱。后铺以木板、敷以土石，其中有一段被称为“千梁无柱”，因壁与山坡或山下河流相距甚远，故无法立柱。为使牢固的唯一法子就是加长木梁，尽量深入壁內。因此诸葛亮称：“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入水中……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见《水经注．沔水上》）实乃最真实的写照。
张鲁更建立一些防御据点，比方襃斜道上的张鲁城（阳平关以北）、陈仓道上，阳平关对岸的张鲁治、子午道上的黄金戍（注5），让汉中更易守难攻。陈琳在《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时叹：“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见《文选》卷41）
或者当事人曹操最有资格评价，走襃斜道救援夏侯渊后叹了一句“五百里石穴”。（见《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別传》）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第十九篇，参照地图和结合史籍、出土金石和唐诗，作出以下的生动描写：“按斜水流程不过百余里，而沿水南岸近处太白山脉自西而东高峰迭起，海拔多达二千五百公尺以上，最高主峰（E107。40’．N34）且达四千公尺，北岸近处等高线亦达一千八九百公尺，而谷地等高线乃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下，地势起伏，变化太大，道通中，自属艰险，曹操谓‘五百里石穴’，盖尤指此段与南段襃谷一段而言欤？”

赤壁战后，曹操又与孙权、刘备双方在淮南、荊州拉锯，天下三分之势渐现。曹操为解决后顾之忧，遂把目光转移至关中。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遣钟繇从弘农出兵伐张鲁，夏侯渊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诚如胡三省所言：“伐虢取虞之计也”（见《资治通鉴》卷66），借口伐张鲁逼关中诸将反叛，出师有名，故无视卫顗、高柔的劝谏。果如曹操所料，关中十将并沒有因家中人质在曹操手中，干脆投降臣服，而是全联合起来，十万之众迎战曹操。
曹操成功偷渡蒲阪津，潼关天险尽失，再行贾诩的离间计，最终击败关中军，斩成宜、李堪等。曹操进军安定，迫降杨秋后复其爵位，使留抚当地民众。十二月，留夏侯渊等屯长安后还。
马超、韩遂等虽走凉州，但准备联合羌、氐，卷土重来。曹操开始接掌关中各地，不过梁兴等仍屯蓝田各地，局势仍然不稳，欲外逃的百姓自然选择汉中，而不是军阀依旧林立的河西，从子午谷奔来数万家，张鲁实力增强。像读书人石德林入汉中后，常读《老子五千文》诸內书（见《三国志．魏志》卷十一注引《魏略》），这与鱼豢所记的：“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一句，说法相近。
刘雄鸣则是被部下劫持，又有亡命的加入下，聚众数千人占武关，被夏侯渊击破后奔汉中。（各有众千余家的河东人程银、侯选也入汉中，尽管鱼豢沒交代，但不排除是随马超而来的可能性）
马超不知道与张鲁达成怎样的协议，居然能让其外争，也许是感受到曹操、刘备的压力吧。十七年正月，遣杨昂助马超，万余人攻凉州州治冀城。诸县闻风请降、八个月援兵不至、別驾阎温外出求援失败下，刺史韦康不愿百姓再受苦而出降。夏侯渊军接战，不利，加上氐王杨千万等反（注6），暂时退兵。
可惜马超实在不是争天下的料子，政治能力太低，使杨昂杀投降的韦康、太守的同时，又被杨阜瞒骗。杨阜借丧妻求葬假为名，至历城与外兄姜敍联络，以及赵昂、尹奉、梁宽等里应外合，结果全州欲替韦君复仇的情况下，甚至有姜敍母不怕死、赵昂妻王异可弃在马超军中之子于不顾（赵月后质于南郑），马超被赶回汉中、妻子杨氏被杀。
张鲁以其为都讲祭酒，本欲嫁女结为亲家，但有人进谏：“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马超确实置留质的父亲马腾于不顾，结果关中兵败后被曹操所杀。这事才发生不久，连姜敍母都骂其为“背父之逆子”，张鲁便打消念头，只再派兵与马超北争，但又攻不下赵昂、王异所守的祁山。加上援军夏侯渊的先锋张郃将至，马超不战自退。

另一方面，欲“得蜀而并张鲁”的周瑜在建安十五年去世后，孙权仍沒放弃染指汉中的野心。明年，遣吕岱督郎将尹异等，以二千兵力西诱张鲁到汉兴寋城（此地在哪很有争议性，关中？南中？甚至可能是传抄之误，实为巴郡汉昌县），张鲁心生怀疑便断道，计策失败后，孙权便召吕岱还。这事其实还有疑问，鲁肃早劝孙权借南郡予刘备，吕岱是如何过境？孙权曾建议：“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刘备不与孙权合作共同取蜀的同时，眼见吕岱这么少的兵力，便让其袭张鲁？
哪个月也有异问，和刘备一同入蜀？还是也受刘璋之邀，早于刘备？《吴书》这条虽不见得一定不可信，但又有太多无法肯定的疑惑。不过有一件事则无疑问，就是孙权日后继续尝试占领东三郡（注7）。
同年，刘璋遥闻曹操攻张鲁，恐惧下被张松所骗，怕曹操得张鲁物资后取蜀。结果不理会黄权、王累、刘巴等的忠言，坚持引狼入室，进行所谓的请刘备讨张鲁保平安。遣法正将四千叟兵迎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得到张松提供的益州军备、地势的地图后，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荊州，与庞统、黄忠、魏延等入蜀。刘璋率步骑三万设宴于涪，刘备拒纳庞统于宴会杀刘璋之计，欢饮百余日后，再得到刘璋增兵、督白水军之权，三万余、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下（注8），北到葭萌，沒有立即出兵攻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十七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孙权向盟友刘备求援。刘备遣使告刘璋，称孙权和关羽都有危险，张鲁是自守之贼，不足虑，再求万兵及物资东援。刘备在讨张鲁一事上寸功未立，可士兵和物资却要了不少，且张鲁都已联合马超北争，不再是自守之贼了。益州不是沒兵沒军资，刘璋在这情况下还能许兵四千、物资各半，真是暗弱无能至极。张松之兄惧祸便告发，刘璋收斩张松，二刘交恶。刘备召斩杨怀，吞白水军并留质、留下霍峻守葭萌后，遣黄忠、魏延等据涪。
明年，刘璋军反攻失败，退守绵竹，但随著多人投降，再退守雒。二刘交战期间，张鲁将杨帛曾欲求一同守城（这个理由，与叫霍峻白送城有何区別？），霍峻示以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后，杨帛乃退兵。这决定也不能说不明智，因为随后刘璋将扶禁、向存等率万余由阆水进兵，围城一年，反被刘备军击退。
随著诸葛亮、张飞等入蜀增援平定各地，虽有庞统意外中流矢亡，刘备军还是于十九年夏，攻下雒城，合围成都。马超自感张鲁不足与计事，內怀于邑，加上杨帛欲害其能，早已另有想法，正好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与之交好，正中下怀，便从武都逃入氐中（随行的恐怕就仅有从弟马岱等少数亲信），转奔往蜀投靠刘备。其庶妻董氏和儿子马秋，则与马超的属下庞德一同留于汉中。
马超至，成都震怖，刘璋遂降。十月，夏侯渊讨斩割据枹罕三十余年的宋建，凉州草定。张鲁正式面对北有曹操、南有刘备的情况，能否继续恃险拒守？尤其是刘备，汉中对益州来说，尤如杨洪的话：“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志在必得。

5．沔水又东迳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建城治，因即崤岭，周回五里，东临浚谷，杳然百寻。西北二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浕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水经注疏．沔水上》
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南齐书．高帝纪上》
黄金戍。按《梁州记》云：戍，水陆艰险，在县西北八十里。即张鲁所筑，南接汉川，北枕古道，俗号为铁城是也。《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六．真符县条》
6．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使夏侯渊讨之……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三国志．武帝纪》
又督朱灵平隃糜、汧氐……围遂、超余党梁兴于鄜……马超围凉州刺史韦康于冀，渊救康……超来逆战，军不利。汧氐反，渊引军还……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大破遂军，得其旌麾，还略阳，进军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三国志．夏侯渊传》
与夏侯渊讨鄜贼梁兴及武都氐，又破马超。《三国志．张郃传》
氐人有王……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三国志．东夷传》末注引《魏略》
如果光看《武帝纪》和《张郃传》不会让读者困惑：斩梁兴后，曹操让夏侯渊讨马超和武都氐王杨千万；但再看《夏侯渊传》，莫非马超又得之前被曹军所伐的汧氐之助？这谜团要感谢裴松之收录了《魏略》这段珍贵记录，后人才可研究氐人历史。原来武都氐在建安中时已在汧水流域、陇右一带，徐晃在建安十六年冬所讨伐的隃糜、汧氐，正正就是马超氐、羌军中的氐王杨千万和阿贵。
7．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三国志．陆逊传》
蜀（王先谦云安桥近蜀）、吴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孟）达。《晋书．宣帝纪》
8．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绘絮锦帛，以资送刘备。《三国志．刘璋传》注引《吴书》

李飞

三、魏武挥鞭
魏公国已建、己女曹节被立为皇后的曹操只好抢先一步，终在建安二十年三月，率十万（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亲征张鲁。历代从关中攻汉中有四条道路：陈仓道、襃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先谈傥骆道，如同严耕望先生所指出，此路似始见于史乃曹爽伐蜀之时，当时是否已完全开通？无法判断，但谷中多毒蛇、水陆艰险，与子午道并列（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洋州条》），却是可以肯定的。
子午道当时是通行的，关中难民就是沿此路投汉中，但道路状况不见乐观：王莽复开后，汉明帝诏重开，可知渐被荒废、安帝和顺帝时复修过。子午道之险恶，最著名的战例当属曹真伐蜀时遇上连场暴雨，被迫退兵。何况张鲁还修了黄金戍，曹操不考虑，其实实属明智。
东汉时最常使用的襃斜道和陈仓道，其中张鲁的“断绝谷阁”、建张鲁城，流民宁选择凶险的子午道，种种迹象显示张鲁断的就是斜谷道，因此曹操实际上也別无选择，路虽最远但相对最平稳的陈仓道，是最合理的选择了。
陈仓道由陈仓往西南，进入著名关隘的散关，直至故川道前的这段路，唐人王维有诗题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便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然后是“从山沟行，路尚平坦”（见《三省边防备览》卷二）的一段路至河池，往南又遇险阻：“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唐时被称作青泥岭。通过这段河谷狭窄、地势崎岖的栈阁后，进入西汉水至武兴（今略阳），此处乃平地。蜀汉曾以蒋舒为督，城牢实，周迴五百许步，唯开西北一门，外有垒，三面周匝（俱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兴州条》）。往东南准备进入沮水前，途中当如杜甫的《飞仙阁》所描述：“土门山行窄，微径绿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越过分水岭（见《水经注．漾水》），阳平关（同时为入蜀的金牛道必经之路）就在眼前。
曹操在《秋胡行》其一曾描述此路之苦，以及心境：“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坠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盘石之上”出自《穆天子传》天子北征一事、“五弦琴”出自《礼记．乐记》所载舜作五弦琴歌《南风》的典故、《清角》是有德者如黄帝始有资格弹奏、呤听，否则下场就如晋平公般，遇上灾祸。（见《韩非子．十过》）自勉、烦乱等复杂心情就是曹操当时真实写照。

曹操先遣张郃、朱灵至武都（张郃才刚平定陇右，应该不会又回关中，大概是调动夏侯渊部），因为那是与马超、韩遂联合的氐人根据地，他们早已塞道。又以刘晔为主簿、杨阜遥领益州刺史，被征为参军事的张范则在长安病逝。
曹操曾在入关的路上，在陕县以东开新路，杜预在《左氏春秋》晋为秦败于殽一段作注：“此道在二殽之间，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可以辟风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水经注．河水四》称：“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二篇评：“所谓南北道，皆仅就崤山地区之短距离而言，非余谓宜阳、新安之南北道也。又春秋崤道即是山南谷中之南道。道在谷中，故云避风雨。其北山高道，杜注指明为曹公所新开。杜预距建安时代不远，当有所据。《通典》谓春秋古道本在北，汉末徙而南，曹公又徙北，复行春秋故道；当属臆辞……《通典》所以误南道为北道者，盖唐世有道经岭岑山之南，更在古代南道之南，故目古代南道为北道矣。”
四月，曹操向西南过散关入河池，氐王窦茂率万余人持险拒守，一个月后攻下。麹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曹操查问后得知郭憲不愿列入条疏，叹其志义，乃表列与田乐、阳逵等赐爵关內侯（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曹操又以来降的成公英为军师，封列侯（见《三国志．张既传》注引《典略》），算是把韩遂残余势力一拼铲除。
“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见《三国志．管宁传附胡昭传》）才是常态，但后勤官员中在此战还是出现明星：平关中之战运粮最得力的杜畿，遣五千人运，他们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京兆尹郑浑，运转军粮为最。但还是受制于脆弱的补给线，军食颇乏（见《三国志．刘晔传》）。
或只好就地掠粮：雍州刺史张既別讨叛氐时收割其麦、徐晃别征椟、仇池诸山氐，尽降之，因功升为平寇将军、行护军将军夏侯渊则击下辩，收得谷十余万斛（不知道三人干的是否同为一事）。陈群谏曹真伐蜀就是沿引此事为戒：“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张鲁未下而食犹乏。”
任乃强先生在《汉中志》武都郡条中“魏将夏侯渊、张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一句中认为：“陈福等三十余屯，盖武都民军助张鲁，于氐王窦茂败死后，犹聚众围攻操所派郡守张顺者。晃攻仇池诸山还，击破之也。”不过张顺应该还是将军，因苏则受命绥定下辩诸氐，经河西后才徒为金城太守。
凉州诸军会与休亭，曹操又用苏则为响导。历尽艰辛，七月才至阳平关。怎料眼前哪里是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口中的“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等待他的是张卫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西有浕水、南有汉水为护，“横山筑城十余里”。曹操当时已叹了一句：“他人商度，少如人意。”但事已至此只好硬著头皮仰攻山上诸屯，但强攻当然没有好下场，伤亡不小。曹操只好撤退，令刘晔殿后并自嘲：“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郭谌劝阻，认为张鲁本已遣五官掾降，只是其弟张卫顽抗，县军深入下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便犹疑了。
可在这时，奇妙的逆转战机发生：夏侯惇、许褚本都登山准备召回己军，可前军夜中迷路下误闯敌营，开始松懈的敌军更主动退却（不排除就是因《世语》所载的数千野麋突坏敌营，以及高祚鸣鼓角，让张鲁军误以大批敌人来袭）。辛毗、刘晔告知二人情况后，此事连久征沙场的夏侯惇也不相信，亲自验证后才上报曹操。刘晔则建议粮道不继的情况下退兵，也不见得万全，倒不如再攻。曹操遂孤注一掷，密遣解[忄剽]等夜袭，多以弩兵射敌营，终斩杨任、张卫逃。
得知阳平关失守的张鲁想马上投降，但为阎圃所劝，因为这时降功必轻，建议投奔至巴中（杜濩、朴胡和袁约这三位信徒所占），再稍作抵降，功才多。左右劝尽烧仓库，张鲁认为本欲降，今避锐本无恶意，这些还是留给国家，便封藏而去。曹军顺利进入南郑。曹操复宁汉郡为汉中郡，分置西城郡、锡和上庸郡。曹操见封藏的仓库后，甚嘉许其行为，认为他有降意，遣人慰喻。
秘书令路粹坐违禁贱请驴伏法，不知道发生于哪一个阶段。素与他友好的曹丕得知其死讯后，为之叹惜。

米仓道又名大竹道，起点是南郑，往西南越米仓山，经汉昌往西至阆中，或者再往南至瓦口、江州。《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云：“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同书卷433引《玉堂闲话》云：“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銛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对比金牛道，巴岭之险恶且有猛虎出沒，怪不得当地人勇悍善射、庞羲累败。
《夏侯渊传》在汉中平至太祖还邺之间有一句：“以渊行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巴郡这地名，实指三酋控制的地盘，而不是指占有刘备之地，这和张郃日后的别降巴东、巴西二郡一样，不是指张郃已占江关都尉（或固陵郡）和赶走巴西太守张飞（注9）。
七月陷南郑、十二月曹操还邺，这段巴郡地为曹操所拥有的时间，应该是指九月巴郡三酋率巴夷、賨民归附，曹操分巴郡让他们各为太守，管理自民。所以夏侯渊等人之功是进攻三酋加速其降，达至巴郡平。
陈寿在“张鲁降”、“汉中平”的用词上，要特别注意，《张郃传》是最好的解释：“至阳平，鲁降”。陈寿其实视张鲁在七月、阳平关失守时已降，十一月正式投降只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认为张鲁七月已降的还有范晔（见《后汉书．献帝纪》）和袁宏（见《后汉纪》卷30）。
曹军不是在十一月才至阳平；张鲁也是在阳平陷后才奔至巴中降。何况《武帝纪》所写的“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实际上至少等同汉中平。郡治南郑已得、再分汉中属县置西城、上庸和锡三郡，难道不是已有汉中郡的明证吗？所以《夏侯渊传》中的“会鲁降，汉中平”，时间实为七月。当然，《刘晔传》才是最正确的写法：“鲁奔走，汉中遂平。”
不过这些巴东、巴西、巴郡太守与魏、吴两个江夏太守一样，并不代表曹操拿下原巴郡全境。巴郡治江州，三酋从没占领，否则张飞入蜀时，严颜守在哪里？
或有人认为：徐晃难道不可能参与了其后的巴西之战吗？那又要回到如何合理解读“平巴郡”这三个字了。难道张郃别军下巴西，能称得上为平定吗？不能！相反，三酋投降绝对称得上是。

九月，曹操获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之权，从此不用再上表走个形式，可以直接封侯拜相，这有助于提升是役功臣和降臣的封赏效率。
十一月，张鲁降，曹操待以客礼，拜镇南将军、阆中侯（注10），邑万户，其五子皆列侯。更主动结成亲家，为曹宇娶张鲁女（注11）。以阎圃为列侯（注12），曹操以董氏赐予阎圃、马秋交给张鲁，由他亲手杀掉，这会否是立投名状，以示与马超再无瓜葛之意？李休曾劝张鲁投降，便赐爵关內侯，署散官骑从。李虎、王平等也先后为将军、假校尉。
庞德随众降，曹操素闻其骁勇（阵斩敌主帅郭援、勇冠马腾军之类），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戶。程银和侯选如同杨秋，复其官爵。
王粲曾作五言诗《从军行》五首，诚如李善估计：“五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其第一首为裴松之节录并放于平汉中后：“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其后还有若干句，可参阅《文选》卷27。这些随军作品固然重点在于赞曹操、示忠诚，但应该还有振奋军心、鼓舞士气的目的，算是第一手写征战的文学记录。
平汉中这样的大功，在进爵为魏王的诏书中，当然不得不提：“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冑，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县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
曹操为魏王后再南征孙权，令陈琳写下一篇有名的檄文───《檄吴将校部曲文》，想动摇江东內部，內容就是曹操军威、往绩、降者待遇、孙家残暴等，刚平汉中以及张鲁等人，自然是宣传重点之一：“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复整六师，长驱西征，致天下诛。偏将涉陇，则建、约枭夷，旌首万里。军入散关，则群氐率服，王侯豪帅，奔走前驱。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钲鼓一动，二方俱定，利尽西海，兵不钝锋。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余人。”

9．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 汉丰、羊渠， 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治故陵溪会。《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
鱼复，江关都尉治。《汉书．地理志上》巴郡条
刘备得益州后改为江关都尉，即当时刘备没有巴东郡这名字。不论治在故陵还是鱼复，张郃也不可能兵锋至白帝一带；张飞这个巴西太守，在曹操得汉中后，也从没兵败，被赶出巴西境。
10．常璩记为襄平侯，对比还在辽东公孙氏地盘內的，陈寿所记的较可信。
11．张广字嗣宗，鲁第二子也。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郑城碑曰：“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太平御览》卷518引《魏志》
如《南郑城碑》所述属实，则张鲁不但嫁女予曹宇，其子也迎娶曹氏。
12．《晋书．阎缵传》记其祖为平乐乡侯，这与《公卿将军奏上尊号碑》（见《隶释》卷19）所载的“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相吻合，这官爵应该就是降曹时所得。亭与乡之別，大概是黄初年间所迁。

李飞

四、汉中备战
王充在《论衡．谢短篇》直言：“赐民爵八级，何法？”可见除了关內侯、列侯外，其余十八级爵已徒具形式。王粲在《爵论》亦云：“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见《全后汉文》卷91）有鉴于此，曹操在十月，始创名号侯至五大夫，赏军功之用，这次改制的直接受惠对象，自然是从征汉中的功臣和张鲁的降臣（包括已奔张鲁的关中诸将）。
王粲在《爵论》的理据，应是曹操的考虑因素：“以货财为赏者，不可供。以复除为赏者，租税损减。以爵为赏者，民劝而费省者，故古人重爵也”、“爵自一级，转登十（廿）级而为列侯；譬犹秩自百石，转迁而至公也。而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上观古比高祖功臣，及白起、卫鞅，皆稍赐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於侯，非一顿而封也。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云：“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
曾位居关外侯的人物，尽管不见于史料，但还是存在并延续至曹睿时，张敷等不是说：“关外侯无土、铜印，当古称卒”吗？（见《通典．礼四十三》）关中侯能否袭爵，存疑。因为有传之辈如孙资、羊祜等，不会仅止于关中侯，如合肥新城之役的两位义士刘整和郑像，虽死仍获赐并能由其子袭，是否特例还不好说。
列侯与关內侯，东汉时已为金紫，曹操把金印紫绶再下放至新置的名号侯与关中侯。至于崇德侯（曹丕代汉后降汉诸侯王），史界一般认为是名号侯之一，另一个则是曹丕让孔羨奉孔子羨的宗圣侯，邑百戶。
鲁力先生在《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第一章评：“封侯是富贵的标志，用关外侯、关中侯取代同级的旧爵名，似乎是对社会心理的一种迎合……（名号侯）是对汉代一种只有美号、但无食邑的列侯类型的定名和降级使用……可以看出曹操取名时或将其与官位比附，或将其与高爵比附，用心良苦，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新爵的吸引力。”
与司马昭创五等爵一样，曹操改革六等爵，最终目的当然是让一批人获爵，从而加固其忠诚或被拉拢。改革的不是列侯，而是关內侯以下，故受益对象显而易见，就是这批二十等爵制度下的低级官爵者。如果参考司马昭时的“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见《晋书．裴秀传》），曹操改革的受益对象，也应是骑督这类中级武将。

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改刘晔为行军长史、兼领军；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益州刺史赵颙（杨阜接替苏则为武都太守）等，并辅以一批府属：以兵曹议令史郭淮为征西司马、拜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应该只指汉中郡，守汉中的夏侯渊才是主帅）。
本有意见认为韩浩智略足以绥边，建议留其都督诸军，镇汉中。曹操不同意：“吾安可无护军？”留乌丸校尉牵招为汉中护军（韩浩仍是中护军，可能是百纳本漏了个汉字），曹操还至长安时所留的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见《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应该从征。曹操也不可能不动用上“天下名骑”，反正他们留质于后方。
和洽建议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虽然曹操自己也以鸡肋来形容汉中（杨修解读为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但这就被见鬼的补给线吓怕了吗？徙民之议可以有，但弃汉中不就拱手相让给刘备？不太可能，且汉中也有一定的粮食自补能力。张既也劝曹操迁汉中民数万戶充实三辅，杜袭便出徙洛阳、邺八万余口；李虎那五百余家则迁于汉阳郡略阳县。三辅客居者也不放过，比方晓知星历、风角、鸟情的扈累，也随徙民诣邺。
若真守不住，至少能迁民减少损失（这就是张裕嘲讽刘备的得地而不得民，那时劳动力比土地更重要），何况张鲁的天师道在当地影响力太大，也不得不移：
《隋书．地理志上》云：“（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这条信息很重要，说明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各民族间的征战，天师道在汉中仍然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王浚在咸宁三年诛以鬼道惑民的犍为人陈瑞，从他自称天师、废除丧弔和问疾，几可肯定是天师道。教徒以千百数（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大同志》），这就是影响力。再远一点还有李特、孙恩起义。
把天师道的高层移至邺，当地基层自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有利曹操的统治。《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阳平治》云：“诸祭酒主者中，颇有旧人以不？从建安、黄初元年以来，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为得尔。不令汝辈按吾阳平、鹿堂、鹤呜教行之。汝辈所行，举旧事相应与？”就是真实的反映。

孙权借南郡后，虽然也有合作如刘备借道予孙权取交州，但也有刘备拒绝合取益州之议，选择自己独吞。督荊州的关羽又与孙权偶有纷争，加上孙夫人事件，矛盾日益加重，最终闹至孙权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当然也不会罢休，从益州率兵五万，加上关羽的三万兵，随时与孙权大干一场之际，突然传出曹操陷阳平的消息，刘备只好接受既成事实，湘水之盟重新划地，好能急急回蜀（实际上收回失地零陵）；孙权也可以在八月率十万征合肥，只是被张辽弄至酸溜溜的离开。
张鲁走入巴中后，黄权劝引军回江州的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黄权之言实属良言，刘备便以他为护军，率诸将欲迎张鲁，但张鲁选择降曹。这为日后二张瓦口之战埋下伏笔，刘备不是刘璋，不可久忍三巴落入敌方手中。张郃的迁民应该就是刘备方眼中的“数犯暴巴界”。张郃与万余精兵的张飞对峙了五十余天后，终为张飞从他道邀击，不敌退兵，汉中争夺战的前哨战就这样落幕。

张鲁应该撰文（注13），让教众向魏（曹操）效忠，打消他们心中顾虑：“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既得吾国之光，赤子不伤身，重金累紫，得寿遐亡。七子五侯为国之光，将相缘属，侯封不少，银铜数千，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恩。汝辈岂志德知真所从来乎？昔日开门教之为善，而反不相听，从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千里独行，虎狼伏匿，外不闭门。”（见《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
天师教在禅代时也发挥了作用，李伏曾上表曹丕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合长于内学，关右知名。鲁虽有怀国之心，沈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
当时确实盛传《春秋玉版谶》的一句话:“代赤者，魏公子。”张鲁是否真为了求证，然后相信天命而下定决心降这“魏公子”，无从稽考，但《献帝传》关于张鲁不欲降刘备的內容，却被写进《华阳国志》內。其实曹强刘弱，郤俭、甘始等术士也能成为曹军军吏。曹操也不禁止道士传教，故有《典论》描写下的茯苓涨价、董芬练功失败等，这些理由远比谶纬有力。
关于张鲁卒年，正史不载，《献帝传》只交代了张鲁在禅代前已故，《真诰》卷四注云：“按张系师为镇南将军，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邺东。”或可参考。
曹丕登基后严格控制道教和祠祀巫祝活动，这情况直至曹睿时禁网渐弛，才慢慢好转、广泛传播。《元史．释老志》云：“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张鲁子张盛相传至江西龙虎山继续传道。但道教已陷入群龙无首、科律废驰的状态，这就是北魏寇谦之改造时，要革张三张鬼法之因：如果说道安在《二教论》（收录进《广弘明集》卷八）的批判，可能因道释之争而有所偏差，那么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收录进《正统道藏》洞神部）的应该可信，他记录已出现诡称长生符契骗财、妄传房中术致淫风盛、祭酒世袭制等各种腐化：“而后人道官诸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箓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言有三百六十契令，能使长生。鬼神万端，惑乱百姓；授人职契，录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脆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妄传陵身所授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

以古喻今，张鲁政权有若干点类似人民公社，结果中共八屆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不但阅读《张鲁传》，还有批语录：“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欢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13．据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对照《家令戒》、《天师教》的用字和同期作品，判断：“写出时代虽然不能早于前秦，所述情况却可能早于前秦。《家令戒》中歌颂曹魏，并表达张鲁一家及其臣僚感恩戴德的心情，很可能沿袭旧文。”

李飞

附论：得陇望蜀？
得汉中后曹操不乘胜追击伐蜀，借用刘秀对岑彭的命令，意思却反过来，变成人要知足：“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然后选择班师回朝，这决定的对与错，历朝都有不同的看法，先看当事人的理据，以及刘备方谋主法正的事后分析：
刘晔：“劝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另一位主簿司马懿也持这看法：“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法正事后评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
后人议论中最早肯定刘晔之言乃裴松之，他在《贾诩传》叹：“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也有反对的如胡三省：“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晔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焉耳。”

曹操沒有顺势入蜀，是否明智，其实很难判定，就算假设从南郑已得到大量粮食、己军不是疲兵。倒不如罗列一下外部的客观条件，让读者自行分析：
一、建安二十年七月时，刘备确实还在荊州与孙权争三郡，但得知曹操攻汉中的消息后，已达成湘水之盟并抽身回江州。张鲁还在巴中未降曹时，刘备已遣黄权督诸将相迎。刘备主力不在益州的真空期，实际也就数个月。但別忘记，张鲁到十一月时才在巴中完全投降。
二、曹操当时可从汉中入蜀的路线，实际只有金牛道和米仓道，但在十一月前，巴三酋仍未降。再者，此路险恶不太适合大举入侵（比陈仓道要命多了的补给线）。留蜀驻军也在防备曹军出此路，曹操入汉中后，诸葛亮便南下至犍为郡，出屯江阳（见《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泸州条》），沿长江往东可至江州；
金牛道呢？刘备围雒城也耗了一年，曹操深知攻下阳平关只是受幸运女神眷顾；在剑阁前再分偏师走阴平偏道？有沒有响导？不是人人皆是通晓地理的邓艾。
三、刘备新占益州不久，且是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民心不太稳固，所以才有蜀降人：“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的说词。但这些惊恐能转化成多少实则效果？像刘备攻刘璋时的张松奉送地图？绵竹令费诗开门投诚？吴懿、李严举军投降？围雒城也花了刘备一年时间，故保守估计，曹操还是要与回蜀的刘备主力大战一段不短的时间，但留蜀驻军还是以逸代劳的。
四、曹操面对的后顾之忧：孙权、乌丸、忠汉势力。曹操征汉中前确实留下指示与合肥诸将，张辽也确实完美冲阵了一波，迫使孙权退兵。但如果在蜀中征战数年，孙权再攻合肥时，张辽、乐进和李典能否久守至援军救援？梁习、裴潜两位能吏管治下，加上曹彰北征，代郡乌丸相对上确实是小问题，但还是要从中央抽调部份兵力；纵有王必、曹丕镇守，还是发生了吉本、魏讽之乱，事后整顿稳定內部还是要花精力。
五、不是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再下一城，就如王基之言，他在破寿春、杀诸葛诞后劝司马昭，別以为有荡覆吴之势就追击：“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