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合肥新城之役

李飞

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司马氏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能集中于一人的权力，基本都已尽揽。
司马师执政是权臣家族的内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开脱，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吴太子孙登死后，以全公主（孙鲁班，字大虎）为代表的王权与江东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宫之争上演，最后在赤乌十三年（250年）结束。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孙权改立年仅七岁的幼主孙亮为太子；受牵连而死、流放或下狱的朝臣多达十几人，包括朱据、顾雍之孙顾谭和顾承、张昭子张休、陆胤等，其中以江东栋梁陆逊的逝世，影响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鲁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杀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如吴安、杨竺应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难逃贬亡的命运。再看看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的权力安排：以步骘为丞相、朱据为左大司马、全琮为右大司马、吕岱为上大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五人中只有朱据和诸葛恪是支持太子孙和。朱据被重用，与他娶了朱公主（孙鲁育，字小虎）是离不开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虽然孙权很早就培育他为太子孙登的辅政集团成员，他也处理过军政事务、讨山越，有辩才的他理应为孙权欣然接受，但他刚愎自用，孙权也犹疑起来。孙峻这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当今朝臣，没有能及诸葛恪者。”文臣武将中，朱然、陆逊、吾粲等已死，陆抗、陆凯当时尚无治绩，何况孙权还未与陆家和解，最终他也只能以诸葛恪辅政，“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明年四月，孙权死，小娃孙亮当政。
诸葛恪这太傅，虽然幸运的逃过一次政变：性格刚戾的孙权潘皇后，欲趁孙权病重时，行吕后故事，自己儿子变成惠帝二号（刘邦死后，西汉当时的实权者不是刘盈，而是其母吕雉），只是竟为不胜其烦的左右所杀，才没实行。但要来的总也避不过，素与诸葛恪不和的少傅孙弘，在孙权死后惧怕被诸葛恪所杀，秘不发丧，欲矫诏杀他，诸葛恪不死只因孙峻通风报讯。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策、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诸葛瑾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孙氏，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周公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不过有一项暴政则是继续沿用至孙皓，其害见于陆凯的劝谏：“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孙弘任中书令为孙权晚年；这个名义上的无偿义兵，当然会造成“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其实诸葛恪又何尝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呢？但国力与魏仍有差距下，只好继续运作。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名将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赤乌四年（241年）诸葛恪出征六安（魏庐江郡郡治），轻兵袭取边境的舒城，收其民而还。诸葛恪此时就已欲图寿春，只是为孙权所止。两年后又杀魏将谢顺（《建康实录．太祖下》则作谢景），再虏其民还。同年司马懿自舒城南下反击，他认为可以先攻城，若吴军固守，冬天水浅船不得进，吴军只能陆路救援，水战优势迟失。结果真如他所料，孙权令诸葛恪自吴庐江郡的皖，后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长江南岸）。诸葛恪既弃城遁走，司马懿遂焚其积聚。孙权本已发兵救援，所谓的“望气者以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马懿差不多，但诸葛恪无论守或退都被司马算计在内，自己却没半点办法应对。
虽然诸葛恪并没有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阳，但像孙权两年前那样，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的防御建设，还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慎县条》记孙权同时在此筑城（古滁阳城）防备。涂塘也算是有战略价值之地：陈金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引用《晋书．祖约传》中，石聪曾以兵逼寿阳，“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一事，认为“就是为了助寿春抵御后赵的进攻。”
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选择的地点就是魏、吴历年的交战地点：东关山。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求其准许。只是司马懿早已收得杨康密告，严防王凌，不愿让其有借口集结兵力（分散在淮南及淮北各地的屯田兵，诸葛诞反时就敛出十余万兵），故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注1．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晋书．宣帝纪》
2．孙权世政烦赋重，人雕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晋书．五行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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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关之役

东关口，在县东南四十里，接巢湖，在西北至合肥界，东南有石渠，凿山通水，是名关口，相传是夏禹所凿，一号东兴。今其地高峻险狭，实守扼之所，故天下有事，必争之地。吴、魏相持于此，吴筑城，魏亦对岸置栅。《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庐州条》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杨守敬认为应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水经注疏．沔水下》

当年曹操出濡须，朱然守大坞及三关屯，大坞即濡须坞，三关屯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东关三城。城名虽然来自日后的石虎等人，但当时有三个关这点应该无问题，诸葛恪少复修了一城。
曹操屡次出濡须之因，可参考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的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寬于采石，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以当时的渡江技术，要从东南平三吴，只能出历阳渡江至牛渚，沿用当年孙策的路线，故吴一定要死守之地。
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採纳邓艾的建议，大开屯田两万顷，《晋书．食货志》记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便主张“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此魏若伐吴必取道淮南，以节省庞大的粮食损耗。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迁都建业，明年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水。赤乌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毀芍坡时，因船倾覆而败，就废弃不再复修。宋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孙吴的抗魏重镇濡须和东关》第二节指出：“孙权晚年，吴军数次进攻合肥、芍陂不利，还师后仍然据守濡须，东兴堤废而不修，该地重又被魏国占领。”然后引用了谢钟英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中，总结《三国志》中的《吴主传》、《孙皓传》、《诸葛恪传》后得出的相同结论为佐证。
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率军至东兴（又名东关，见《元和郡县志．淮南道》）筑堤以遏巢湖。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两人各领兵千人分驻两山，诸葛恪引军还。无论面子还是战略角度考虑，司马师也要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尽快拔除这两口眼中钉。

王昶、胡遵、毋丘俭等也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条计策各有不同，诏问傅嘏。傅嘏回答：“王昶等人有的建议乘船渡江侵吴，因粮于敌；或建议四路进军，以武诱降，静待其崩；或曰大搞屯田，静待时机，此三计皆是常计。实施得宜名成利就，实施失当后患无穷。诸葛恪接掌军队已有三年，袭破时机已失。主公刚死士民一心固守，若配合水军在各要津坚壁清野，我们根本无计可施。孙吴在江东已有近六十年，如诸葛恪除暴政，上下一心根本无隙可乘。且沒有细作为我们提供敌情，草率出兵，就算胜也只是侥幸，故不宜冒险。
万全之策乃：一、令己军据有利地形，袭敌肥沃之田；二、进军时对百姓秋毫不犯；三、招抚敌边境之民；四、慎防对方细作；五、逼敌退守，我们多了可耕作之时；六、吃边境之屯所得的粮，免去运输的消耗；七、一旦有可乘之机，迅速袭敌，以上七点才是当务之急。据险让敌无利可取，要做到知敌之情、敌不知我，吴以小击大，终会征敛过度。然后调集大军，多用疑兵和离间，不消三年敌将瓦解。”（详见《三国志．傅嘏传》注引《战略》）
在司马师眼中，这才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效之策，尽管傅嘏料对了，吴水军配合陆军固守，东关之役根本无可胜之机。但对于急需达至其父地位的司马师来说，忠言逆耳，倒是得知王昶等三人之计不如诸葛诞之计。傅嘏的下场当然如同当年的贾诩一样（注3），成效太慢之策，不为接纳。
与诸葛恪同族的诸葛诞，则向司马师献计：“应该先发制人，而不是受制于人。现在受吴侵攻，可使征南大将军王昶逼江陵、镇南将军毋丘俭向武昌，以牵制吴上游之兵。然后简选精兵进攻两城，其救兵到达前，可陷之。”司马师同意，并于十一月发兵三路伐吴。

十二月，都督青、徐二州的征东将军胡遵（注4），汇同扬州的诸葛诞等，率步骑七万来攻东关。魏东关前线的主帅无疑是胡遵，因为魏制四征高于四镇（见曹休、邓艾的升迁）；《三国志．齐王纪》记三路大军中，只提胡遵而不是诸葛诞、《三国志．诸葛恪传》只记遵等而不是诞等，也可侧证。张既所辟的安定人胡遵，讨叛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和讨公孙渊时，已在司马懿军中，可以和郭淮一样视作司马氏旧部，司马昭让其为主帅，总比诸葛诞放心得多；《水经注》“魏遣司马昭督诸葛诞”的记述，引申为他才是前线主帅的论证力度，始终不及敌我双方的最原始资料。
魏军作浮桥以便渡河，欲毀堤，并分兵攻两城。但城在高峻之山上，虽然只是各区区千人，但注定不容易立马拔掉。另一边厢，诸葛恪也別无选择，只好领军四万，并以右将军吕据、屯骑校尉留赞、冠军将军丁奉、将军唐咨等为前部，自统后军日夜赶路救东兴。
吴诸将当时还很乐观天真，认为敌闻诸葛恪上岸后，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不可能成真，因为敌人调动大批中央军至，必有所图，不可能不获而归。寄望敌人自退，还不如靠自己作充分准备取胜。
吴军上岸后，前部从山西进军。丁奉认为上山进军缓慢，若敌人据有利地形拒守，则难与争锋。辟诸军以避路，让其自率麾下三千进击。全琮长子、镇北将军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应该也就是这时。
丁奉乘风举帆，两天便至在濡须水东的徐塘（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巢县条》）。时为冬天，天气寒冷且下雪，魏军正饮酒高谈。丁奉看在眼里，魏军既然弥漫在轻敌大意的气氛中，而且敌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励手下说：“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脫掉铠甲（《太平御览》卷356引《吴历》则记：“恪使丁奉等皆解铠”，若所载无误，则本谋乃诸葛恪），不持戈戟这些长兵器，只戴头盔、拿短刀和盾牌。魏军看见留赞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吴军，但沒有进攻，只是嘲笑吴军，也沒有严阵而待。既然敌人让己军轻松而上，那丁奉也老实不客气了，吴军在一片吶喊声中见人就砍，魏军这时才惊扰散走，大破敌前屯。
当吕据等增援至，胡遵等（见《水经注》）争相渡桥。浮桥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加上镇南将军朱异率水军攻浮桥。桥坏，魏军大败，“走诸葛诞”（见《建康实录．废帝》）。许嵩所记的这句，倒显示诸葛诞当时在河的另一边，否则就应写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传》注引《战略》记：“（嘉平）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是误记。因为《三国志．孙亮传》记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军；《诸葛恪传》记“十二月战克”。

魏军伤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践踏者众，阵亡数万。《水经注》说投水死者数千，郦道元误抄的机率当然很大，但也许北魏时的《裴注三国志》，有某传提及仅仅淹死的魏军为数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军仅仅损失数千，或可权作参考之用。魏军阵亡的高级将领，包括从吴叛投的韩综（宿将韩当之子）、魏名臣桓阶之子桓嘉等。魏诸军中唯独石苞军接近无损而还。明年正月，毋丘俭和王昶听闻东关已败，各烧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麻痺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势的丁奉所破，不过司马师倒无法问斩前军督韩综了。但大败之主因却不是他们，而是下令造浮桥的胡遵，《建康实录》中“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一句可证。黄初四年江陵之役时，董昭就骂献计造浮桥的，是自寻死路。进军容易退军难，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况是驻兵于岛（百里洲）中？若浮桥为敌所毀，岛中之军将被迫投降。还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赶在潘璋焚桥前对曹丕说（潘璋已用苇所造的数百大筏，准备顺流而烧）。但魏军仍为敌所攻，浮桥狭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时隔才数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车之鉴，以为能赶在敌援到达前破险城。在沒有水军优势下，根本不应造浮桥攻城，结果因无退路下，酿成重大伤亡。
同在前线的诸葛诞，责任只有在亲至现场后，还以为能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在吴援军前攻下东西二关。所以沒有力劝胡遵要考虑退军问题，即不能建浮桥把自己赶往绝地。正如前述，《建康实录》显示督诸军（大概是扬州诸军）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边，还能算自身沒有被破。
吴军是役缴获车数千辆，牛、马、驴、骡各数千头，各种器械堆积如山，凯旋而归。孙权生前对韩综“切齿恨之”，这累次侵扰吴的叛将，其首级对內的宣传价值可大了，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庙中。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新附城条》云：“（无为）州南十五里，三国吴诸葛恪置此以居新附者，因名。”诸葛恪当权前从沒当濡须督，那像吕蒙诱魏蕲春典农谢奇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的事，自然不可能在其当权前发生。建新附城充当濡须的外围防卫据点，只能是其当权时发生，当中犹以东关战后发生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若是战前发生，魏以前的降者应该早已散编于各地，甚至已成将领的部曲，如同吕蒙陷皖城后的“所得人马皆分与之”，执行难度太大。
南宋张蛑总结：“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3．曹丕曾问贾诩应先伐吴还是蜀，他回答是应先行教化，巩固刚建立的政权、休养生息。刘备与诸葛亮、孙权和陆逊治下，两国根本无隙可乘。曹丕当然不採纳，所发动的江陵之役，死伤不少。
4．万斯同在《魏方镇年表》中认为，都督青、徐诸军事的征东将军胡质，于嘉平二年死后，由胡遵继任并接管其职务。我认为这推论是正确的，因为毋丘俭反时，胡遵能督青、徐诸军。他既非刺史，却在《晋书．景帝纪》中与王昶等都督、监、刺史并称“都督四方”，只能认为他至少是监；徐州刺史石苞和青州乐安太守桓嘉也参与了东关之役。
《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世语》虽云石苞为青州刺史，但时间段不明确。相反，《水经注．泗水》说下邳大城內，有大司马石苞碑，若石苞沒在徐州任职，当地民众不可能替这不是当地人立碑，所以应该是《世语》误记。退一步，就算战后监青州的他同时兼任刺史（本传却沒记载），东关之战时石苞的职位还是徐州刺史。
下邳令武周亲自到徐州刺史臧霸的令舍；督青、徐的桓笵，治下邳，并与徐州刺史争屋；司马伷代卫瓘督徐州，镇下邳。可知魏及晋初的徐州州治为下邳；《中国历史地图集》也这样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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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兴战后的格局
魏军战败归来，当然是奖罚相关人士。王昶和毋丘俭只是因为主力战败，被迫退兵，沒责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当年街亭战败的王平，所统之军沒甚么重大损失，司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节对石苞说：“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沒有把指挥权交给石苞，陶新华先生在其《汉代的发兵制度》中总结：“东汉末年将军假节的这些特征体现出节的发兵功能与指挥功能的结合。这是战乱时期的产物。”（注5）魏廷迁石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轮到追究责任了，哪怕和贾充一样是挂名，主帅对败仗当然是责无旁贷。身为监军（见《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的司马昭，统胡遵、诸葛诞（见本纪），尽管沒下达过愚蠢命令或治军不严招致败因，但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马昭被削去新城乡侯的爵位；
胡遵无传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后讨毋丘俭时，胡遵仍是征东将军，大概是沒有被降职。但其防区则有所削弱，因为多了一个青州监军石苞，尽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诸葛诞则沒有被责罚，只是与毋丘俭的防区豫州对换，连同两人的镇东和镇南之职也互换。毋丘俭倒是因此由监豫州升为都督扬州（注6）。
另一个责任人，司马师自己在群臣一遍贬黜诸将声中，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我不听诸葛诞之计才有此下场，与诸将无关。”他不正正是採纳其佯攻荊州、实主攻东关之计吗？同年，雍州刺史陈泰求与并州军一同讨胡，司马师同意。怎料并州雁门、新兴两郡之兵以将远征，遂惊反，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沒怪责陈泰。《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其后记曰：“魏人愧悅，人思其报。”然后就是习凿齿赞司马师之智，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这才可上下一心。为君者应以理治国，虽偶有过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实情真的如此吗？承担责任是其智这点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马昭还把说实话之人问斩，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时司马氏也不会宣扬臭史，所以影响应不大。也许习凿齿所记的“魏人愧悅，人思其报”是沒多少个魏军民知道真相后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从当时政治环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仪，为司马昭军司马。东关之役后，司马昭问众人谁应负责，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令人斩之。（见《晋书．王裒传》）唐修的《晋书》沿用了王隐《晋书》的內容（见《三国志．王修传》裴注），可惜沒有再引用鱼豢之记，因《魏略》继张郃之死后，又记录了司马氏战败的详细始末：
诸葛诞伐吴，战於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耶！”遂法仪。（《太平御览》卷248引《魏略》）
是役吴军虽不是预先设伏而获胜，但却完整记录了司马昭欲速进军，沒有持重进兵之实。鱼豢所录再次说明三路总帅为司马昭，若司马昭全无职位，以甚么来“速进军”？更深一层，恐怕司马昭也沒有考虑过退兵的问题，所以也沒有反对胡遵之计。东关大败后，司马氏的根基严重动摇，这句话显得分外刺耳，故司马昭不惜杀一儆百以立威。
王仪运气可不及其父王修，王修在违反曹操之令（为其旧主袁谭之死而哭），仍为曹操所赦；王仪说了句老实话，就身首异处。按《晋书》所记，若主帅是胡遵，司马昭不用恼羞成怒，王仪又不是说责在文王。

司马师让其弟负全责，司马昭当然无法问斩其兄。司马师在这事的处理上固然优于其弟，但这样对待诸葛诞和陈泰，只因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王仪可比：陈泰是陈群之子、陈寔曾孙，出自颍川大族陈氏，且为雍州刺史。虽同为大族但谈不上完全是其党羽，否则司马昭指使贾充弑主后，陈泰不会不识趣，在司马昭面前坚持杀贾充才能服众；
王永平先生在《诸葛诞之活动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分析，诸葛诞一支那时已在魏形成“新出门戶”。且其更是出身自司马氏的政敌：一众浮华之徒何晏、邓飏等的四聰、八达，也与正始之变被诛的一干人友善。尽管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但他不是何晏和夏侯玄，与曹氏有姻亲关系，可以尝试拉拢。
司马氏的分化手段就是结姻，司马懿之子司马伷娶诸葛诞之女，即日后的诸葛太妃。诸葛诞也玩投机，结果能为其所用。日后毋丘俭联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遣使寻求诸葛诞的响应，但他却是斩掉来使，更从征平叛。不过日后“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凌、毌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的他，收买淮南民心及暗养死士数千，最终也是造反。
《晋书．景帝纪》在他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诸葛诞、毋丘俭、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皆密谋推翻司马氏；陈泰如后述，不能完全视作其党羽；钟会虽然投靠司马氏，但忠诚度不足，日后伐蜀谋反可见一斑，故若出现大逆转，他一点都不可靠。
名单外还有与曹氏宗室同乡的文钦，也投入淮南三叛；李丰弟李翼是兗州刺史；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满宠（司马干是其女婿）之子、卫尉满伟称疾，沒参与讨诸葛诞。其子长武，从征后又称疾求还。在忠不忠司马氏的立场上，满氏一家明显是不选择效忠，结果司马氏杀满长武、贬满伟为庶人，“时人冤之”。
可见当时曹氏尚有反扑之力，尤其是“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尚存，所以司马师最好是作政治秀，一副明君姿态收买和稳定人心。说穿了只是司马氏无抾掌握淮南军权的结果（对比关右，能以一纸诏文征夏侯玄回朝并以老部下郭淮替任），不敢过份刺激他们以致叛离。

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司马睿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那东关故事又是甚么呢？据《宋书．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永嘉之乱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
建兴二年二月还京，是役主功无异是多次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甚至敢下令让己军脫战铠，示弱于敌或激发部下拼死之心的丁奉。张勃的《吴录》就这样描述：“恪令丁奉等兵便乱斫，遂大破北军。”（见《文选》卷40《奏弹曹景宗》）官位比丁奉更高者也沒提及，可见时人已承认首功在丁奉。
雪中拼刀的还有留赞，所以他们同时获得升官：丁奉迁灭寇将军（三家独一无二的，但位在四方之下），进封都乡侯（注7）；留赞迁左将军。唐咨应该也是这时迁前将军，太平元年（256年）他以前将军之职从征，自江都入淮、泗。这数年间不见唐咨立功，可得以升迁。万斯同在《吴将相大臣年表》就是记他于建兴元年为前将军。
主帅的诸葛恪也因功进封为阳都侯（本县侯，但不是实土，因仍在魏境內），加荊、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注8），赏赐丰厚。
他此时在吴权倾朝野，也有了可以自豪的功绩和个人威望，偏偏有人认为他死期将至，此君是谁？魏名臣张既之子、光禄大夫张缉是也。司马师当然欲知原因，他回答功高盖主。答案是否果如其所料呢？一年內自有分晓，转捩点是在魏晋南北朝的著名战场之一：合肥新城。

5．指挥权的实际案例有田豫：田豫虽为乌丸校尉而被同时持节，以示代表朝廷，但他调任汝南太守后，节也同时不获授予，否则也不用再重新假节；一个豫州的汝南太守、殄夷这杂号将军来督诸青州郡太守、将军，压根是名不正言不顺，但被重新假节后就有这个指挥权。哪怕日后空地待贼，还是诸将欲追击，田豫都能对诸将说不，权力来源就是假节。
6．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晋书．职官志》
张小稳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中指出，魏时已有这前两者，而不是司马炎登基后始有。都督之例从魏朝开始时已有；监之例还有赵俨、王沈、司马亮、宋钧、鲁芝、司马伷。
7．丁奉战前已为都亭侯，进封当为都乡侯。《册府元龟》卷377、《建康实录．后主》、萧常《续后汉书．丁奉传》皆作“乡”。
8．《三国志》虽然沒提及诸葛恪因功迁丞相，但《建康实录》却记载了。若仅仅只有许嵩所记则未必确有其事，但《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的这条记录可是有力证据：
（张）悌垂涕曰：“（诸葛）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佑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莫牵曳之如是。”
“仲思”即诸葛靓；“卿家丞相”当然也是姓诸葛的了，但诸葛瑾一生未为丞相。胡三省和卢弼则认为是诸葛亮，但別忘记诸葛亮入蜀之时为建安十九年（214年），少有名理的他若真是“盖亮在荆州识之于童幼也”，“孙休时”（258年至264年）才为“屯骑校尉”。隐居四五十年还是升这官需时这么久？
可见这推测是相当牵强，但若代入成诸葛恪，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李飞

四、三方在合肥新城之役的部署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句老丟牙的话，诸葛恪自己不久更写进论中；十九年前，不过是只能督偏师的他，袭破舒城后就已经头脑发热，想一举跳过（或无视）合肥，眼中只有魏扬州州治寿春。“荊、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的他，还哪里按得住野心，加上轻敌，欲一鼓作气直指淮南之念，挥之不去。诸葛恪打算北伐。但群臣认为己方数次出征，已成疲兵，全都反对。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坚持争辩，被诸葛恪派人搀出宫为止。眼见众志不统一，诸葛恪只好发挥其辩才，作论大搞思想工作：
“六国不互救终使秦坐大；拥兵十万的刘表坐观曹操吞灭袁氏，结果他率三十万来袭时，儿子只能投降。魏之地比秦多数倍，吴与蜀之地尚不及六国的一半。魏士家之兵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司马懿诛王凌后，自己也死了；司马师幼弱（？！）却独专朝政，魏虽有谋士而不能用，现在正是伐魏之良机。若以为长江天险可持而久安，而不考虑魏日后发展，这使我不得不叹息！同是休养生息，但敌人口较我们多，此消彼长，纵伊尹、管仲复生也无能为力。昔刘邦据关中何故不自守，而要伐楚？因他是为长远而作打算。每次看见荊邯劝公孙述东出据江陵和汉中，或家叔诸葛丞相上书陈述北伐，沒有一次不长叹！每晚辗转反侧，就是忧心这事，愚不太高明之见，还望得诸位附议。”（详见本传）虽众人心中不能完全同意，但大多沒再反对。
素与诸葛恪友善的丹杨太守聂友，和同为辅政大臣兼亲家的太常滕胤，欲作最后努力劝服他。但诸葛恪已下定决心，故二人无功而还（详见《诸葛恪传》和《滕胤传》）。
建兴二年（253年）三月，也就是仅仅回吴后的一个月后，诸葛恪发动全国上下，组成一支吴史无前例的大军，比孙权的十万多一倍：二十万。留同为太子派的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魏面对的数目可不止如此，因为诸葛恪还找上帮手：姜维。

蜀汉自从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继任的蒋琬、费祎改採休养生息之策，姜维每欲大举兴兵，费祎经常制肘，给兵不过万人。但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发生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蜀汉的命运：姜维征西平时俘获郭循（修），官至左将军的这位哥，却一心欲刺杀刘禅，但无法接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宴会时杀掉主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
从此蜀汉再沒有人能制衡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刚巧这时盟友诸葛恪遣司马李衡，相约姜维一同出兵：“古人有云：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现在敌人政在权臣司马氏，上下猜隔，还刚打败仗，民怨甚重。今欲大举北伐，吴东蜀西，敌救西则东虚，救东则西轻。以训练充足之军攻敌之虚，破之必矣。”
天水冀人姜维自以习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陇西可断而有，只是为费祎阻止。现在费祎已死，应盟友之约，在魏刚大败时出兵，相信群臣也无多大异议，故姜维与诸葛恪一拍即合。遂将数万人自武都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注9）。
张嶷在诸葛恪出兵前，就写信给诸葛恪的堂弟诸葛瞻：“东主（孙权）刚死，孙亮幼弱，太傅（诸葛恪）寄托之重谈何容易！周公、霍光辅政也有內乱，幸得周成王和汉昭帝英明，二人才免于难。东主自赏生杀大权，将死时才仓促属以后事，实属可虑。吴、楚之民剽急，太傅离开少主至敌境，不是良策。请诸葛瞻你劝谏诸葛恪，应先发展农业、行德政，数年后才东西并举，未为晚也。”不过那时的诸葛恪，连素友善的聂友都听不进，能接受诸葛瞻的建议才是奇事。但从这事倒看出，张嶷的政治取态，和诸葛恪、姜维根本不是同路人，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说实话，诸葛恪这次北伐，至少比他十九年前占了个舒城，就梦想直捣寿春，踏实得多。他不但策划了东西并攻之象，东路还玩了一招声东击西：乘船袭青、徐二州。魏廷本来打算防备，但傅瑕看破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因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只是遣精通水性的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实亲领大军向淮南。
沒错，正如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寬于采石。广陵至京口毕竟有四十余里（注10），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
荊州也沒有闲下来，乐乡督（当时江陵已成为要塞，日后陆抗更是治乐乡）施绩被诸葛恪征召，其防区由诸葛融兼任。假其弟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施绩部曲当随其至淮南；陶元珍在《三国吴兵考》分析，吴兵力最高时也不超过三十万，所以诸葛融之偏师，主要作用也只是吸引魏荊州驻军，使其不被抽调至淮南救援。故都督荊、豫二州的王昶、荊州刺史王基在是年（嘉平五年）也沒有提及与吴军交战。
四月，号称五十万的吴军，直指寿春（见《三国志．毋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驱略民人。诸将建议：“大军入境，魏民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合肥新城。魏必救，可获大利。”这围点打援之计为诸葛恪採纳。五月，还军围合肥新城。

另一边厢，刚大败士气低落的魏，当收到继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后，再一次出蜀、吴并举，四路方向同时出征的北伐战报时，司马师就向他的另一个“参计谋”虞松问计。虞松以平定七国之乱为例，周亚夫当初採坚壁战术，吴王、楚王联军三个月战败。世事总有似弱则强、似强则弱之事，现在诸葛恪精锐尽出，围合肥新城欲求一战。若久攻不下，欲战不能，锐气尽失时就不得不走。城內之军逃不了，对公来说不是坏事。姜维孤军深入呼应，欲“因粮于敌”，还不是心腹之患。且还认为我们倾力于东，西方空虚，必会冒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加倍赶赴，出其不意，姜维必退。
司马师同意其见解，敕扬州都督毋丘俭、刺史文钦等人，先按兵不动自守。其弟刚败，只好让其叔、太尉司马孚为主帅（本传有误，时早已代王凌为太尉，非尚书令加侍中），督军二十万拒敌；又令郭淮、陈泰率关中军，解南安之围。当陈泰至天水郡洛门时，姜维以己军军食少，乃退兵。
此时有人怕诸葛恪分兵侵淮、泗，所以建议分兵驻守各要津。司马师不同意，料定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全力攻合肥，不会分兵，青、徐不足为患。各要津多驻防则消耗很多机动兵力，少驻则不足以御寇。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诸葛恪虽然牵制了关中诸军，但为虞松化解，姜维被料中，无功而还；声东击西欲让魏廷注意青、徐二州，又为傅嘏识破。其围点打援之策又不为虞松所动，伺机在旁，待其“师老众疲”。那诸葛恪又有甚么计策应对呢？近二十年前田豫所遇到的情况，会否再次发生呢（注11）？

9．《三国志．姜维传》明确交代：“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部份》标示石营和董亭皆在南安郡境內，且是自南向北，方向和目标都很清晰，且为《华阳国志》沿用。因此应该是《汉晋春秋》的误记，其错误又为《资治通鉴》沿用（引用习凿齿对虞松之计的记录）。所谓的狄道，实际是董亭以北的南安郡郡治：豲道。
狄道和董亭相距甚远；陈泰至的洛门是在天水境內，所以当收到陈泰进至时，姜维因己军粮草不多，才决定退兵。若是在狄道，时间尚早。所以应从陈寿正文。
10．初，自广陵扬子江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十八里。今（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五．扬州府条》
11．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適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三国志．田豫传》

李飞

五、合肥新城之役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淮南一直是南北双方力争之地，对江左政权来说，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赤壁战后，孙权累累出兵，率十万之众（含号称）也有三次之多（赤壁战后、逍遙津、234年）。另一方面，如何固守合肥（寿春屏障），遂成魏无法回避的问题，都督扬州的满宠因此建议，把城向西北迁移三十里，远离岸边，让吴军无法发挥其水师优势。满宠说新城有奇险可依，沒错，因为满宠亲身示范，设伏袭孙权。
合肥以西，是大別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等都在一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散佈著老嘉山、琅琊山等。山谷中有施水与肥水，合肥可以说是座落在这南北狭窄通道的必经之路。
合肥已从当初刘馥任刺史时的州治，沦为要塞。遗址已被掘出，在合肥市西十五公里的鸡鸣山东麓，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岗地顶部。城是由十几个连绵不绝的土墩组成的，呈不规则长方形，四周筑有夯打的土城墙，南北城墙长约420米，东西墙长约210米；原城设有四座城门，即城西一门（城门宽约8—10米）、东面有二门（城门宽约9—12米），城南北两边没有留门道；环城墙内侧发现有一条宽30—50米、深2．8米左右的低凹地带。
城內有出土铜铁箭镞的铸造作坊；出土遗物中，除建筑材料和日用陶器外，最多的是兵器，铁镞和礌石在地层中随处可见。故城虽小但坚固、驻兵不用太多，因为就算四面围城，轮更猛攻，也只能是在一公里多的范围內进攻，所以注定诸葛恪的二十万，不能全数投入。

世事冥冥中自有主宰似的，数个月前的东关之败，又影响了合肥新城之役的结果，因为直接变更了合肥新城的主帅：张特。牙门将张特，本在镇东将军诸葛诞处任职，但他对张特不满意，更打算送还给（中）护军。正值东关战后，毋丘俭和诸葛诞对换防区，张特的上司也换人了。毋丘俭其后使张特守合肥新城。
毋丘俭、文钦请战，已採纳虞松建议的司马师，当然反对，认为先暂避其锋，且城小而固可以放心。遂命诸将高垒，待其锐气消亡。在寿春的主帅司马孚，如实执行并制止二人的速击，说：“进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
围城期间，守军曾派刘整突围传递消息，但为吴军所获，审讯期间以活命为条件，欲图取城中消息，但为他义拒，并大骂：“死狗，死了此心吧！我死也是魏国鬼，绝不苟且偷生，要杀就杀吧。”除了这句再无他话；又有士兵郑像出城传消息，仍为诸葛恪所获，吴军用计欲诱使他对城上说：“魏大军已还洛阳，不如早降。”但换来的只是一句：“援军已在附近，兄弟们努力！”郑像视在他口旁之刀如无物（见《齐王纪》，毋丘俭的上书）。诸葛恪本想借俘虏打击守军士气，怎料落得和马超一样的下场，因俘虏阎温也是借机激励守军（见《三国志．阎温传》）。
张特与乐方等三军，众有三千人，吏兵因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时，张特只好用一招诈降计，对吴军说：“吾等已无力再战；魏科法规定：被攻过百日而无救援者，虽降，但家人不用连坐受罚（曹魏士家要委质于后方）。我等已被围九十多天了，城中四千多驻军，死伤过半，余下的不欲降。若我回城会调查愿降人数，明天会送上名单，现请先收下我的印绶，以为凭证。”
毋丘俭日后回忆时称：“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大概就是这情形，但《罪状司马师表》可能有水份，夸大魏军之苦，以示司马师事后的封赏不公。
诸葛恪听后，虽然沒收下官绶，但停止进攻，以为再多等几天，就能完成孙权也沒办成的大事。但事与愿违，张特回城后不是搞降者调查，而是连夜拆屋取材，把墻缺补了两层。明天就在城上大喊：“我等誓死与城共存亡！”诸葛恪得知后大怒，甚么围点打援的计划，早就抛诸脑后，誓要攻下合肥新城。
两个普通士兵尚且如此守义执节，真不明白诸葛恪，为甚么就这样轻信张特的请降。若真攻下合肥新城，还算能有所交待，可惜战机已逝，他也将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夏天大暑，攻城数个月的吴军士卒，早已疲态尽现，很多人因水土不服而腹泻。“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葛恪居然认为他们是装病，欲杀人立威，从此无人再敢称病，但此时吴军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了。他当然知道是自己中计，才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耻城不下，忿形于色。”
从征的吴郡四姓朱异，提议一个折冲方案，就是先回豫章，然后再图石头城，两三天內可拔。（首要目的是退兵，回豫章后是否再出征，那时再说，总比现在好。）诸葛恪把书交给朱异看后，他把书怒投于地，说：“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注12）时至今天，当球员被换出时，有奋怒的举动，也只是换来封杀，何况是恼羞成怒的诸葛恪呢！所以朱桓之子的朱异，其家兵也被夺走，废还回建业。
《吴书》有两个问题，也许就是连陈寿自己都无法解释，所以正文沒有出现“石头城”和“傒子”。谢钟英根据《水经注．赣水》曰豫章附近有石头渚；《读史方舆纪要．江西二．南昌府条》云石头渚即石头驿，断定豫章即石头城。虽然不是指建业，但豫章当时尚是吴土，朱异所说的袭石头城，正如卢弼所言：“殊不可解。”因此谢说不足信。一个豫章可达的要城，魏江夏郡石阳是最符合条件的，繁体字的“陽”和“頭”字形相近；从豫章经长江可达石阳。但也无必要深究下去，因已被诸葛恪否决，从沒成事。
都尉蔡林曾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之计，但不为所纳，策马投魏，故魏尽知吴军机密。七月，司马师乃敕文钦督锐卒救援，并断其归路，毋丘俭帅诸将以为后继。诸葛恪再怎样不愿，也知道不得不退了，但杂病者众，合肥新城又离江甚远（不能立即上船），他们又怎可能不被追上呢。很多人流曳道路，或倒在沟里，或被俘获，生生死死，怨恨悲痛，大小呼嗟。结果文钦追破，斩首万余级。满宠迁至新城的企图，这时开花结果了。
《晋书．景帝纪》只交代文钦追斩万余人，倒沒交代《诸葛恪传》中的“或见略获”的人数，或有数千。攻城总比守城困难和付出更多伤亡，吴军攻城时损失数千人是合理估算；连诸葛恪本传都说“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那二十万大军中超过一半杂病，并有数千人（1－3%）因得不到休息和医疗而死，不算牽强。四个来源加起来，损失超过两万（数万），应该称得上是不过份的保守估计。
不过上述推测的关键在于，文钦有沒有夸大战果。“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资治通鉴》卷76是这样总结文钦起兵之因，坏就坏在这记录是一定有水分，因为是司马氏的政敌，陈寿等史家大多不敢明写他们的事跡，早有公论。司马师虽比不过刘义隆，开先杀人后定罪的先河，但对政敌罗致罪名，是少不了的。性质接近全琮父子争功，以“诈增其伐”为由，诬告张休、顾承和陈恂一事。真正主因还是二宫之争，为鲁王党的全家父子借机打击太子派（注13）。
或者可以反过来想，文钦追斩沿路伤病之兵，很困难吗？近二十万大军，遣下伤病过万算多吗？当中大部份及殿后的吴军为文钦追斩，少部份伤病被俘，房玄龄等所记，还不算是被夸大至不足信的程度。吴军是役的损失，少则万余，多则数万，这是我的最终结论。离吴前线不远的汝南太守、智将邓艾则云“死者万数”（以万计算）。怎样判断，留给各个读者自己思考了。
约半年前才刚遇大败，司马师太需要这场胜仗了。死守合肥新城的张特无异是大功臣之一，沒有他，恐怕新城已失守，虞松再好的计策也要有良将才可实施。故被升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豫州安丰太守（接吴境的前线郡）。
一年后，即嘉平六年（254年），毋丘俭上书，要求朝廷嘉许刘整和郑像两位义士。朝廷便下诏称赞他们二人之忠、坚守军之决心，追赐二人爵关中侯并由儿子继袭，同时家属脫离士家戶藉，如“部曲将死事科”。
诸葛恪之败，倒是让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后人，多了条宝贵的资料：有例可循的情况下，原来士家是能透过立功，变回平民，甚至封爵。关中侯虽大多是不食邑的虚封，但至少是金印紫绶（见《三国志．武帝纪》），还特许世袭予二人之子。但还是沒有升迁毋丘俭和文钦，所以也成为他们在齐王被废后，兴兵讨伐司马氏的一个理由。
主帅太尉司马孚沒有升迁倒是不奇怪，《晋书．职官志》记其为太尉时，司马师已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但这情况不适用于毋丘俭，就算胡遵仍为征东将军，沒有空缺递补，那迁作镇东大将军又如何？结果却是连增邑也沒有，文钦同上。司马师不欲轻予诸大将军之因，就是因为诸大将军是可以被受予开府之权、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记录了开府能增设司马、从事中郎、主簿等一众属官，非四征、镇等所能比矣。
也许是司马师因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以谯郡人的身份，当次犯事也为曹爽等力保，可谓深受魏恩。因此江东威胁降低后，司马师或认为拉拢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干脆別增加他们的种种资本，以免若反时更难应付。试想若毋丘俭府中尽是嵇康等魏忠臣，对司马氏的篡魏大业，肯定是有弊无利。

另一边厢，诸葛恪对沿途败象，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留在浔阳不走，直至朝廷多次下诏，八月才徐徐而还。从此士民大失所望，怨恨、轻慢之心也由此产生。诸葛恪的下场，这时不止张缉，连邓艾都看出诸葛恪命不久矣。
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大臣没有完全归附新主孙亮，江东大族都拥有部曲，可藉武力、权势违命。诸葛恪刚执掌国政，对内不把君主放在眼內，又不抚恤上下，来建立自己的根基；对外发动战事，残暴地役使百姓，倾国之力却受挫于坚城下，战死的以万计。带着灾祸回吴，正是诸葛恪获罪之日。伍员、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君主信任，但旧主一死就败亡。何况他的才能还比不上这四位贤人，却不担心自己的忧患，灭亡之期将至。”
是役吴军大败，主帅诸葛恪要负全责。轻信张特，性质与中伪降计无异；恼羞成怒下，就把围点打援的原始方案，忘记得一干二净。如果是厚待士卒之辈，不要求达至吴起的水平，但亲身视察兵营，查证一下前线伤病这也不干，弄出个叛将蔡林，实怨不得人。《曹刿论战》的士气论，诸葛恪总不可能连《左传》也沒看过吧？只因一厢情愿以为己军多人诈病，所以也无从审时度势，思量如何有序退兵，被魏军追破也是情理之中了。

12．邵鸿先生在《江西“溪（傒）狗”考辩》一文中，首先列出史料证明溪放沒分布在江西，然后分析陶侃、胡谐之二人，力证与庐江蛮沒有任何关系，最后是引用朱异骂诸葛恪此事和余嘉锡先生的分析：“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 又云： “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云：“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噱。 ”可知朱异其实是地域歧视，骂的仍是诸葛恪本人。
卢弼据的《异苑》记载以为的傒（有神如小儿），和赵幼文先生的丁奉说：“丁奉庐江安丰人，庐江为溪族所居，则此傒子疑指丁奉。”不如邵鸿先生的有力。
13．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三国志．张昭传附子休传》
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三国志．顾雍传附孙谭传》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顾谭传》注引《吴录》

李飞

六、战后影响及新局面
先谈对战争史的影响，先胜后败这教训，为时人牢记，王基就把诸葛恪的与姜维的并列：別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追击反招大败。日后诸葛诞反，当魏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欲遣轻兵，招引吴将唐咨等，大有进击东吴之势时，王基谏：
“当年诸葛恪乘东关之胜，倾国之力围合肥新城，城不能拔，却死者大半。姜维洮水得胜后，轻军深入，粮草不继，有段谷大败。大胜后上下轻敌，不会深入分析形势，救援的吴军刚败，內患（孙綝乱政）未息，正是他们谨慎防备之时。况且我军出征已过一年，将士思归，今俘敌十万，已获罪魁，历朝皆沒有像今天既保全自军又胜利之盛者。曹操克袁绍于官渡后，认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击，怕其后受挫而折损威望。”司马昭同意。
南北朝时期，当面对大军围城，守城者就拿这个为反例，借以激励士气。南朝宋盱眙太守沈璞，面对的对手却是破柔然、统一北方，用兵能力高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他发动声势浩大的南征，亲率数十万大军，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被摧残，刘宋河南之地尽失。当然有人劝他还建康，他回答：“若敌以城小而不攻，夫复何惧！若两军交战，正是报国、建功立业之时。诸位见过数十万围小城而不败者吗？昆阳、合肥就是前车之鉴。”
众见沈璞神色坚定，稍安心，他也集得二千兵守城。沈璞接纳刚败的臧质残兵入城，还当真能坚守一个多月，本来就以抄掠代替后方补给的魏军，只好留下韩元兴，以数千人防备盱眙，拓跋焘继续南下瓜步。回军时欲复仇，猛攻三十天，却死伤惨重。魏军遇上疾疫，又有传言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敕彭城断其归路，拓跋焘只得服输，下令退兵。
合肥就是诸葛恪率二十万，攻不下合肥新城，反遭魏军追破；昆阳就是新朝王邑、王寻以四十多万（号百万）之众围昆阳，久攻不下，为刘秀率的援军击败。也许沈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新朝经此一役，大势已去；诸葛恪战败，最终导致自己被夷族。

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当然是发生在吴。诸葛恪回京后，不是下诏罪己或自我检讨，而是斥责中书令孙嘿，居然敢妄下多次诏书，征他回朝？孙嘿惧，只得称病回家；出征后曹所奏署的官员，统统要求重选。诸葛恪开始作威作福，多所罪责，沒人敢再劝谏。还替换宿卫，任用亲信。九月（见《建康实录》），居然还治兵，欲向青、徐二州。
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虽认为这是：“针对同为顾命大臣的孙峻、吕据之间的矛盾，试图对这些过去曾反对自己的人物加以威压之故……希望通过北伐的胜利来重新恢复中央政府的威信。”但用倒行逆思的方法来巩固自己，就算不是张缉或邓艾，也大概能预料其最终下场。聂友在诸葛恪还军后就写信给滕胤：“当人强盛时，山河可拔；当人羸弱时，世态炎凉种种表现，不无悲叹。”
战前，朱然（朱治养子）子、乐乡督施绩，被诸葛恪征召北伐，其防区为与他有宿怨的诸葛融兼任，吴上流重任（除西陵督步协外），被诸葛恪借弟之手接管；战争期间，吴郡大姓朱异被夺其兵，废还。这些江东大族（即张嶷说的名宗大族）的利益是直接受损失（尤其是从征者的部曲），遂给予他人可乘之机。
诸葛恪上台后，就整治孙权第五子孙奋，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要他徒至豫章。宗族孙峻那时已明白诸葛恪不易合作；十月，他乘众人不满之时，与从弟孙虑合谋并联合孙亮，设伏杀掉诸葛恪，并夷其族。施绩更是义不容辞参与讨伐诸葛融的行动，与孙壹、全熙、无难督施宽兵临城下，诸葛融自杀。中子诸葛竦闻父被诛后，车载其母走，但被孙峻所遣的骑督刘承追斩于白都。少子诸葛建曾为徐平部曲所得（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徐平曾为诸葛恪的从事，虽然诸葛恪对他“意甚薄”、 “益疏”，但基于故主之情，徐平还是放了诸葛建，不过最终还是逃魏失败被捕。诸葛瑾一支，在东吴被连根拔起（诸葛瑾二子诸葛乔，已过继给诸葛亮，至蜀汉）。据上表欲请收葬诸葛恪的故吏臧均所称：“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骂声成风。”或受限于当时环境，但当与事实不远，与聂友所料差不多。
同时被夷三族的，还有外甥都乡侯张震（张昭之孙）及常侍朱恩。陆景母乃张承女，即诸葛恪外甥女，故坐见黜。诸葛恪当初想迁都至武昌时，民间就有传言他想迎回废太子孙和（诸葛恪乃其舅舅）；为了彻底断绝孙和复辟的可能性，加上全公主早已与孙和母王夫人有隙，孙峻和全公主便赐其死，嫡妃张氏也自杀。何姬不随，只因欲留下拊育孙皓及其三弟。聂友被贬作郁林太守后不久忧死，其丹杨太守一职，应是由故诸葛恪司马李衡接替（见《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孙峻为丞相、富春侯后，也明白自己的基础薄弱，首先赏参与者：施绩复还乐乡并假节、奉孙承后袭业为将的孙壹，从镇南迁镇军将军，假节督夏口（继孙奂这支的故有督区）；其次是拉拢中立者：吕据迁骠骑将军，平西宫事、滕胤以自己乃诸葛竦（诸葛恪子）的妻父为由，欲辞位，孙峻说：“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结果二人虽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滕胤进爵高密侯，共事如前；最后是大赦，争民心。
可惜这不过是孙峻、孙綝为期五年、专政嗜杀的乱政之始，期间有幼主孙亮被废；大臣滕胤、朱异、吕据等被杀，国力下降，直至孙休联合张布、丁奉等杀孙綝为止。孙休掌权后，改葬期间无罪至死的诸葛恪、滕胤、吕据等，被远徒者一切召还。但当有人想更进一步，建议为诸葛恪立碑时，孙休下诏：“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
“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合肥新城之役大败的诸葛恪当然能适用，这可以说是吴廷对其的看法。

“缉料恪虽中缉亦卒为师所杀。师方专政忌才智而疾异己，况以缉而耀明於师乎！”胡三省在张缉料诸葛恪将死后的评论。当诸葛恪真的被杀，司马师只会加紧防备这曹后之父。合肥新城之役虽对魏沒有直接影响，但邻国权臣诸葛恪，因此被推翻，不可能对李丰等人沒有半点鼓舞作用，间接影响也许是有的。
明年，魏主曹芳与李丰、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穴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但夺权失败，一众忠曹之臣被夷族。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7感叹夏侯玄，及对魏的影响：“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豹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盖与其国相始终矣。”基本只余下，靠外藩推翻司马氏的可能，但谈何容易呢？政回曹氏的希望基本幻灭。

诸葛恪之结局，其父早已忧虑其非保家之子（类似看法还有张承），也值得让后人警惕，胡三省评曰：“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齌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
最后以清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1“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作总结：“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

独孤云风

一个小时，通篇看下来当真是酣畅淋漓。细节之处日后当多加体会，多读此文。
日前在其他论坛有朋友谈及孙权对东吴的影响。在下前段时间粗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谈及孙吴政权是通过江东本地豪族拥护起来的集团，入先生文中所言，其中也有如诸葛瑾之类的飞本地人氏。靠着大族建立起的集团，有个很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平衡统治者与拥护者之间的关系。孙权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通过姻亲重用其人等措施很好的平衡了自己与臣下的关系。但晚年时期孙权也曾有过不理智的行为便另当别论。
而孙权死后，诸葛恪却采取了相对应相反的措施。罢免朱异，架空施绩等等。反而妄图以其弟与自己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力量，自身能力不足，一心通过战事积累地位基础，穷兵黩武，行专政之事。尤其是与辅政大臣孙峻孙綝等人失衡，劳兵无功，落下死因。